灯笼和尚高清

唐太宗坚持用人的才德兼备的标准，目的是为了任贤致治。他即位不久，经过著名的“理政得失”的辩论，确立了大治天下的建国方略，紧接着就把求贤致治提到议事日程，认为“致安之本，唯在提人”。
贞观元年，他对杜正伦说： “朕今令举行能之人，非朕独私于行能者，以其能益于百姓也。” “益于百姓”,不免溢美，益于治道是比较切合实际的。贞观二年，他对侍臣说：“朕居深宫之中，视听不能及远，所委者唯都督、刺史，此辈实治乱所系，尤须得人。”把“治乱”与“得人”相联系，就是把任贤作为致治的手段，致治作为任贤的目的。
贞观十一年，他在颁发的求贤诏中指出： “嗣守鸿基，实资多士。”不久，又颁诏云： “博访邱园，搜持英俊，弼成主道，臻于大化焉。”把求贤为了致治的关系说得很清楚。贞观十三年，他再次指出： “能安天下者，唯在用得贤才”。贞观晚年，他总结了大治天下收到成效的三条经验，其中第二条就是“进善人，共成政道。”为了教诫太子李治能吸取这个任贤致治的成功经验，他在《金镜》一文中作了总结： “乱未尝不任不肖，治未尝不任忠贤。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，任不肖则受天下之祸。”对此，他还以隋代名相高频的进退为例说： “高频有经国大才，为隋文帝赞成霸业，知国政者二十余载，天下赖以安宁，及为炀帝所杀，刑政由是衰坏。”把宰相的作用夸大到系天下安危于一身的高度，显然堕入了唯心史观，但从中也可窥见他十分强调与重视贤臣执政。